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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志敏烈士
世上再也无人像法医张伟纳这样，与另一位同胞的遗骸有如此特别的渊源：69年前，当那些埋在地下的骨殖因为偶然的因素重见天日时，是年轻的法医张伟纳被派去作了初步的鉴定；随后的20年间，他又在动荡年月里竭力维护了这些遗骨的周全；最后，他清点了遗骨中的每一块，亲手交出，见证一场牵动着中国的葬礼。
2026年，这位法医94岁，经手过数千起案件，而那遗骨的当事人，对他来说仍是最刻骨铭心的。
他不时借助手势，对到访的记者努力回忆着：从盆骨判断这是一名男性，身体健壮。他称过股骨的重量，“比较重”。
他后来知道了这个人的分量——方志敏，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，一位民族英雄。
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方志敏的文章《可爱的中国》《清贫》，以及其他有关方志敏的故事，陆续出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、历史、政治或者德育教材里。
不过，在1957年春天，奉命去江西南昌的赣江边察看那些骨殖时，张伟纳还不知道方志敏是何许人也。因此，与别人不同，他从骨头开始，逐渐认识到一个人的血肉：
早些年，方志敏从江西农村发动起义，成为一支红军的创建者；他在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四省交界开辟了一块根据地，建立了一个地方政权，那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前的一次地方性预演，此时张伟纳在另一个省份广东出生不久；方志敏的名字与毛泽东、朱德同列，被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；等到1934年，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面对国民党军队的“围剿”，无法再在江西的根据地立足时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后来被称为“长征”的战略转移，第一支被派出“调动和牵制敌人”的红军队伍，就是以方志敏为首。
今天，中国进入长征胜利后第90年，然而方志敏的脚步停在了长征的“序曲”部分。1935年1月，一路被追杀的中央红军在贵州遵义迎来命运的拐点后，方志敏在江西被俘。这年8月6日，他戴着一副脚镣在南昌被秘密杀害——22年后，生锈的铁镣仍锁在他的腿部，成为辨认他身份的证据之一。
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手稿
1 是胫骨上的脚镣引起了注意
张伟纳第一次触摸那些遗骨时，这个国家正如方志敏预言的那样，告别了大规模的战乱，开始收拾破碎的河山。
方志敏在囚室中留下的名篇《可爱的中国》预言过，“这么光荣的一天，决不在辽远的将来，而在很近的将来”。当时，他试图“用文字来作一次为垂危的中国的呐喊”。14年后，“新中国”就以他期待的方式建立；22年后，他就义的地方开始动工，他的遗骨因为这个国家的重建而出现——1957年春季，南昌在一个叫下沙窝的地方建设一个化学纤维厂，那是中国为工业化奠基、展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。工地上挖出了一些骸骨，其中两条胫骨套着脚镣。
张伟纳被派去现场。他25岁，只有一年多工作经验。他是江西省公安厅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法医。
他记得那是一大片紧邻赣江的荒地。土质潮湿、发黄，骨头很多。
“他们（工人）稍微挖了一点，发现以后不敢再挖了。”他说，“我就慢慢用解剖刀——这么长，慢慢地挖开沙土，怕把骨头搞坏了。”
中共中央是1955年开始寻找方志敏遗骨的。按照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指示，江西省成立了方志敏遗骨调查小组。
参与调查的亲友，包括方志敏的生死之交邵式平和堂弟方志纯——他们年轻时就与他共事，后来方志敏率领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向北走，牵制着部分敌军，他们则朝着不同的方向，直到最后胜利了，先后任过江西的省长。
与方志敏的遗孀缪敏一起，他们向法医描述了方志敏的特征：年龄、身高、体态、病史、伤痕。
方志纯说，堂哥身高近一米八。在他们记忆里，方志敏身材高大、仪表堂堂。虽然多年征战，他身上没有大的伤痕，“（这样）骨头就不会受伤”，张伟纳对记者解释。
他患过严重的肺结核和痔疮，但遗骨无法识别此类痕迹。他鼻梁被马蹄撞过一个小洞，遗憾的是鼻骨没有找到。张伟纳记得骨头共有79块，根据钙化状态等情况来看，多数属于老人、儿童或成年女性。其中，9块骨头单独在一个坑里，和脚镣一起。
垂暮之年，法医仍记得那遗骨的构成：盆骨只剩一块，两块股骨，两块胫骨，两块腓骨，还有小的碎骨两块。没有头骨，没有上身。
是胫骨上的脚镣引起了调查小组的注意。去现场的，除了张伟纳，还有从浙江赶来的凌凤梧，他过去为国民党服务，是关押方志敏的那个看守所的代理所长。
根据张伟纳的回忆，脚镣铁锈斑斑，凌凤梧托着骨头，擦拭锈迹，辨认脚镣的型号。“啊呀，方志敏同志，志敏兄啊志敏兄”，凌凤梧突然哭了起来。在场者都流下了眼泪。
张伟纳一开始以为凌凤梧是“坏人”，因此跟他谈话时要求对方“老实交代”。后来他听说，凌凤梧当初被方志敏打动，为其提供了在狱中生活和写作的便利。与普通囚犯相比，方志敏戴了十斤重的脚镣，凌凤梧给他换成了四斤重的一副，他也因与方志敏的往来而被撤职。
“他还有功，对他印象就不一样了。”张伟纳说。
赶往下沙窝的路上，他们遇到过一支送葬队伍。听到锣鼓声，张伟纳请司机停车，他去向仵工打听，有没有人知道方志敏被埋在哪里。其中一位工人，当方志敏就义时，已投身殡葬业，与师傅一起埋葬过方志敏的遗体。他告诉法医，下沙窝变了样，忘了埋在什么位置，但当时附近有一棵树，他在树上用铁锹砸过痕迹，作为记号。
为了鉴定遗骨，张伟纳还与调查小组工作人员一起，寻访过南昌真真照相馆的老板——此人是在刑场为方志敏拍照的摄影师，见到他们，从墙壁暗格里取出了方志敏的遗照。他当年偷着多洗了一张，藏了起来。
那位摄影师去过遗骨出土现场，但时过境迁，找不到具体地址。不过，他也提到那里有一棵树。
在那个位置附近，张伟纳找到了一棵树，树皮有结疤的痕迹。
收拾骨头时，他让人把这9块遗骨和脚镣单独包好。“凌凤梧（根据脚镣）说就是方志敏，我又看到这棵树……我就意识到这堆骨头可能是方志敏的。”他回忆。
根据摄影师提供的信息，方志敏中枪位置是后脑勺，嘴巴里被塞了毛巾，这样，他就喊不出什么口号。
不过，通过方志敏在囚室里写过的文字，那些没有喊出的口号并没有被什么堵住，无论是毛巾还是时间。
他不止一次与狱友讨论过临刑前的口号。1935年3月25日，他写了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，这被视为他的遗言。
“在法西斯匪徒们拿枪向我们头颅胸膛发射，或持刀向我们头上砍下之前，即在我们流血之前，我们将用最大的阶级愤怒，高呼下列口号……”
口号列了十条，包括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，也包括“红军最后胜利万岁”和“中华民族解放万岁”“中国共产党万岁”。
口碑信誉配资那时，他身在牢狱，心在长征。他提到中国共产党“创造一百万强大的红军”的目标，呼吁外面的同志不要忘记“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川黔滇湘艰苦地战斗”。
就在这个月早些时候，方志敏“因同狱难友的友谊”，从报纸上“得悉我中央红军在黔北大胜利”。他“暗中告诉了在狱同志”。
令他“不禁狂喜”的“黔北大胜利”，指的是贵州的遵义战役，包括“娄山关大捷”。1935年2月下旬，中央红军攻下娄山关，占领遵义，那是他们出发以来的第一次大胜。此前的湘江血战，红军主力从8.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。
毛泽东在娄山关写下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”；派兵围剿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认为，“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
而身处囚室的方志敏写下这样的期待：“亲爱的全国红军同志们！我在狱中热诚的庆祝你们的伟大胜利，并望你们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，坚决战斗，全部消灭白军，创造苏维埃新中国！”
2 纸箱，盖了一面国旗
那么，面前这些骨殖，是不是那个死到临头“硬骨头”的方志敏？
法医张伟纳切下薄薄的一块胫骨。他小心翼翼，花了一周时间，用磨刀石把切片磨到纸那样薄，半透明，放到显微镜下。通过哈氏管的密度和直径，他推测人物年龄在30岁到40岁之间。方志敏36岁。根据盆骨窝的大小，判断属于男性。
他跟着调查小组，四处查过档案，去方志敏的家乡走访。他初步鉴定，这遗骨属于方志敏。
不过，这位法医向邵式平建议，方志敏烈士的遗骨鉴定是“关系到中国的一件大事”，慎重起见，最好送到上海的司法部法医研究所，请专家再次鉴定。他是那里培养的法医之一。
1957年12月28日，他抱着一个牛皮纸箱，里面用报纸裹着79块人骨和一副生锈的脚镣，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。
次日，法医研究所请他回南昌准备另一些材料：家属的血型、现场泥土的样品。他记得曾请方志敏的子女在干布上提供了血痕，用于化验血型。没有人考虑过提取DNA，DNA结构是1953年被发现的，用于身份鉴定要再等上约30年。
根据法医研究所的记录，时任副所长张颐昌和法医陈世贤主要负责检验，邀请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吴定良教授协助，他们都曾是张伟纳的老师。一位苏联专家也受邀参与。
骨骼被进行了分类检验，经过排除，确认9块属于同一成年男性的骨骼，推算年龄为30岁至40岁。
此外，骨质松脆腐朽情况、骨面色泽等呈现的特征，与方志敏就义时间、埋葬地情况吻合。
“应属方志敏烈士的遗骨”，司法部法医研究所的鉴定书1958年6月签发。调查小组派人与张伟纳一起，将遗骨迎回。他记得，省里在南昌火车站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迎接仪式。
那9块遗骨已被法医研究所用红纸包起。在南昌火车站，两名战士从张伟纳手里接过了那个三尺长、一尺宽的牛皮纸箱，在上面盖了一面国旗，“因为认定这是方志敏了”。
站前，人们列队，臂上裹着黑纱。
3 遗骨，守了20年
仪式后，方志敏的遗骨又回到了江西省公安厅法医工作室。张伟纳记得，处长告诉他，要保护好方志敏的遗骨，丝毫不能出差错。
江西省在1962年开始在南昌修建方志敏的墓。1964年，毛泽东为这位战友的墓碑题了字，墓地在下一年落成。然而葬礼比原计划推迟了。政治气候不断变化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来了。
法医工作室里堆放着很多骨骸箱和标本瓶。张伟纳把方志敏的遗骨箱用红绸布包好，贴上一张红纸，上书“方志敏烈士遗骨”。
在那动乱年月，方志纯忽然成了“江西第一号走资派”，经历了多年牢狱之灾；缪敏也一度被关押。方志敏的遗骨至少有两次遇险。张伟纳已经说不太清具体的日期。其中一次，他的助手被人命令把纸箱和玻璃瓶的所有标本拿到赣江边销毁。等他发现时，纸箱只余两个，遗骨箱就在其中。助手告诉他，本来也要拿去烧掉，等他回来再定。
他撕掉了“方志敏烈士遗骨”的红纸——“不要这么显著”，把遗骨箱藏入工作室一个小房间。那里很狭小，有一扇窗，一处废弃的水池，水池系水泥砌成，一米多长，之前用于清洗瓶瓶罐罐。张伟纳把遗骨箱放入水槽，盖上木板，再堆上一些实验器皿，使它看上去像一个工作台。
除了遗骨调查小组，很少有人知道遗骨的下落。有一段时间，方志敏的家人以为遗骨在动荡中失踪了。张伟纳之女张茜是少有的知情者。她读小学时就去过父亲的工作室，看到过各种人体器官标本。她知道方志敏烈士的遗骨就藏在房间里的某个地方。父亲跟她讲过遗骨差点儿被烧掉的经历。在课本里遇到方志敏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她曾自豪地向同学提到过自己的法医父亲，一位普通的中国人竭力守护英雄的事情。
读中学时，张茜常与同学去方志敏墓地祭扫，那时是衣冠冢。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后，张伟纳向省公安厅报告了遗骨箱的情况。“放了这么久，应该安葬了。”他回忆当时的想法。
最后，在方志敏就义42年的日子，他的葬礼举行。
法医张伟纳整理好遗骨和那副生锈的铁镣，将其放入汉白玉棺。
他后来离开南昌，到广东的警察学校任教。多年以来，他总是告诉学生，方志敏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我们干什么事情都要钻研，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，“像方志敏那样”。
在推断方志敏的身高之后，他还参与过“中国人汉族男性长骨推算身高”研究。他说方志敏有“无穷的力量”，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”。
混乱的年代，张伟纳经常坐在那个藏着遗骨的水池前，一个人读书看报。在那里，他读过《可爱的中国》。那是他1957年鉴定遗骨、向家属了解情况时，缪敏赠给他的，他“心情非常激动”。
遗骨的主人写完《可爱的中国》那天，是1935年5月2日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战友们正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摆脱围堵。5月3日开始，中央红军“巧渡金沙江”，从云南进入四川，完全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，取得了战略转移中“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”。
这年5月22日，四川冕宁县城里张贴出一份《中国工农红军布告》，布告里说，“红军万里长征，所向势如破竹”，这是红军第一次使用“万里长征”描述这一路的经历。
5月25日，方志敏写下《死！——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》，第一句就是后世流传甚广的诗句：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！”
94岁的张伟纳受访时,不断背诵着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”的句子。
他和遗骨的相伴早已远去。“安葬后，我感到轻松了。”他说，遗骨再也不会被弄坏，不会被拿走。
4 “红军必定会打回来”
遗骨安葬那天，是1977年8月6日，方志敏的妻子缪敏没有看到。不到一个月前，她突发心脏病去世。
这个家庭，许多遗憾都与方志敏有关。1957年，遗骨被找到时，他的母亲金香莲尚在人世，但她在这年10月病故，没有见到次年的鉴定书。
当年，因为她的儿子闹革命，家里的房屋和村民的房屋一次次被敌人烧毁。江西省弋阳县档案馆的一份材料说，1949年以前，她“常为破衣服不够穿而发愁”。
1949年5月2日，解放军打回了方志敏老家。一位姓方的师长牵上马去接她，“我也姓方，你就是我的母亲”。很多人向她敬礼，轮流敬酒，告诉她“红军回来了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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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邵式平的回忆，老人谈起当年受苦时说过，使她不感到害怕的是，“红军必定会打回来”。
1934年11月，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离开根据地之前，在那里的红军广场上有过一次告别演说，他希望人们相信，红军一定会回来。
他将母亲和3岁儿子托付给姐姐，另一个5岁儿子交给了岳母。他在途中给怀有身孕的妻子写信：“这次出发，任务是非常伟大的，将来的胜利也是伟大的，你今后将在无线电话里得到我们胜利的消息。”
然而对这家人来说，那一次是永别。
随着战事的推进，到1935年2月，缪敏看到与方志敏同时出发的几个人回来了，想他“为什么不回来呢”。她不知他已被俘。人们安慰她，使她更担心。
她后来也入了南昌的牢房。从狱友那里，她得到了方志敏遇难的噩耗，“如万箭穿心”，自己在袖子上挂上了一块黑布。
等到胜利，缪敏终于从华北回到江西安家，找回失散的家人，着手收集丈夫的资料。
她找他写过的诗，去他读过书的校园，寻找那与她有过8年婚姻生活的丈夫的一切信息。就像南宋时的名将岳飞遇害后，家人做过的那样。
根据缪敏的回忆，1951年10月，她在江西省政府第一次见到了《可爱的中国》，如获至宝，拿回家后一口气读完，“我的心沉浸在每个字句里”。
他们的女儿方梅，1953年从母亲那里拿到《可爱的中国》这本书。这是她独立阅读的第一本书。母亲在上面写着，“这本书是你爸爸在狱中用血泪写出来的遗言”。
多年之后，方梅曾用很长时间去寻访父亲的同事战友，试着为父亲写一本传记。很多人见到她放声大哭，他们把对方志敏的情感寄托在她的身上，有的老红军走不了路，让儿孙背着去与她见面。
直到今天，方志敏的后人仍在寻找。方志敏的孙女、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方丽娜记得，在方志敏影响下从军的将军饶守坤，对她回忆过第一次见到方志敏的情景。
“当时我是个穷娃娃，方主席骑着大马过来。他看见我，下马问我，你想不想吃饱饭？想就跟着我们红军走。”
几年前，方丽娜主持了《方志敏年谱》的修订。他们反复甄别，更正了一些信息。比如，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过去被认为首次刊发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《救国时报》。他们从俄罗斯找到了更早的版本，1935年12月11日，它的俄文版印在苏联《真理报》上。
还有一个曾被广泛采信的说法，说的是蒋介石赴南昌劝降方志敏，连方志敏的狱友都这样回忆过。方志敏研究会考证认为此事不实——那个时期，蒋介石正在远方，指挥围堵长征中的红军。
缪敏找不出一张与丈夫的合影。革命年代他们对外曾以兄妹相称，以掩护身份。她只能请人将两个人的单人照拼在一起。她原本也不叫这个名字，丈夫将自己名字里的“敏”赠给她，她改了名。
她知道丈夫在最后的日子给她写过信，但她至死没有读到。这个遗憾延续至今：方志敏牺牲的两个月前，在《给党中央的信》里，仔细列了自己的狱中文稿目录，其中第四篇的全文不知去向，只有标题《给我妻缪敏同志一封信》。
5 他称自己是“燃线人”
因为方志敏这个名字，缪敏收到过很多学生的来信，他们画出方志敏的样子，请她解答这是一个怎样的人。
缪敏记忆中的丈夫，为了工作常深夜不睡，以行军时骑着马打瞌睡来休息。他“沉着、冷静、寡言”，同时擅长演讲。有时围着他听讲的人们挤满了屋子。
邵式平与方志敏在江西弋阳县立高等小学同班，情同手足。他回忆，方志敏书读得多，文章写得好，接受新思潮快，“他在同学中就像一块大磁铁一样”。
方志敏在江西省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学过机械科，他在那里的出名事迹是发起了学生自治会，要求贪污的校长辞职，结果他和三名同学被开除。
他还在九江的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读过书，部分原因是想“学点英文”——他希望看懂英文书，他的英语和数理成绩都很好。直到今天，他创建的根据地，他自己的卧室里，还有英文报纸糊墙的痕迹。
在那所教会学校，他成立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小组，得了一个外号是“社会主义”。根据缪敏的讲述，有时方志敏回到寝室，同学们就说“社会主义来了”。
1922年6月的再一次辍学后，他有过一段自称“漂流到上海”的日子，希望找一份工作。他没有如愿找到“半工半读的事情”，反而受到很大刺激。这年7月，他和朋友去法国租界的公园，看到“华人与狗不准进园”的提示。“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。”
这个出生于1899年或1900年的年轻人已经接收了中国太多的屈辱消息。他痛恨日本等国的侵略，幻想过投考陆军学校，“带几千兵或几万兵，打到日本去”。
他在《可爱的中国》里形容自己：“读西洋史，一心想做拿破仑；读中国史，一心又想做岳武穆。”
在上海，他加入了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青年团。1922年的“团员调查表”上，他写道：“对于现在的社会，是深恶而痛恨的，除了革命，再无他想。”
上海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登过他的诗歌《哭声》：“仿佛有无数受苦受难的民众在我的周围哭泣呵”。
这年9月，在青年团中央的指示下，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在南昌开了一家书店，他出任经理。他们在这里建立了青年团江西地方团组织。直至1923年4月9日，书店被当局查封。
然后是1924年3月，他成了共产党员，一个在他眼中“极尊贵的名词”。
属于他的革命开始了。
他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，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，拥护孙中山提出的纲领，支持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北上讨伐军阀。
作为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，1926年，他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听到蒋介石《工农兵大联合》的报告；这年年底，在南昌悼念江西战役国民革命军阵亡烈士的大会上，方志敏和蒋介石都在主祭人之列；1927年元旦，他以大会临时主席身份主持了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，蒋介石出席了那次会议。
4个多月后，方志敏就与毛泽东一同上了蒋介石的通缉名单——他们经历了两个政党的“分家”。
这年6月5日，在南昌的白色恐怖下，他与缪敏“匆匆地结了婚”。在求婚信里，他谈到“革命已到了严重时期”，“我们要成为革命战线上的一对勇敢战士。”
3天后，他秘密离开南昌，溯赣江而上，赴赣西领导农民运动。
他后来与毛泽东等10人被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在全省通缉捉拿。他“把好一点的衣服脱下来”，化装匿行，走回了弋阳湖塘村老家。
看到他一身破衣，村民们“不免有点惘然之意”，他后来描述自己的想法是“重起炉灶，再来干吧”。
缪敏三个月后见到了丈夫，看到他变得又黑又瘦，头发和胡子都很长，“像是大病未愈的人”。
从湖塘村那样的山村开始，他发起了弋阳和横峰两县的弋横起义。
他形容自己是“燃线人”，点燃了一个火药箱，“火药爆炸了”。
起步是“两条半枪”，在起义失利后，他们成立了“工农革命军”的一个团，实际只有一个连队，枪支增加到20多支。
随后，更多的战斗，更多的枪支。1928年7月的一份工作报告提到，这支部队已有两个连队，基本由本地农民组成，“军事技术非常幼稚”。阅操时，“叫向后转，他们竟四方八面左右转，枪都不会开”。11月重新整编后，方志敏认为，“有一点像正式军队了”。
并不都是胜利。有大约半年时间，这个红军团的三任团长逃离。方志敏后来在狱中花了很多精力去回顾这支红军的创业史。对1928年，他概括：“艰苦险恶的一九二八年，终于挣扎过去了。”
1929年10月，他们首次攻占了一座县城，根据他的回忆，“以前未革命地方，都说我们是共匪，此战之后，差不多都说是红军了”。
下一个月，他们取得了一次“空前之胜利”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队，首次缴获了一挺机关枪。“从此不怕同有机关枪的敌人打仗了。”
此前，士兵们有过听到机关枪响而“惊慌溃退”的经历，因为“没有听过机关枪响”。
缪敏形容丈夫“重视枪支有如生命”。她形容，那次仗打完，大家都来看机关枪，要求打一梭子听听声音。
在方志敏的记录里，“胜利的一九三〇年到来了。”
他们实力大增，占领了好几个城市，“苏区纵横五百余里，人口有一百余万”。
1930年7月，他们占领景德镇，没有扰民，也没有军人吸烟，当地人惊奇，“为什么在乡村里能训练出这样的军队来”。
他们建立的苏维埃政府，从“赣东北省”变为“闽浙赣省”。报纸上不时提到方志敏率部“扩大赤色区域”的种种激战。
6 预演心中“可爱的中国”
方志敏的曾孙方瀚辉，生于2001年，从小就知道与他隔了一个世纪的曾祖父。他说，小时候，他读方志敏的故事，跟读到其他英雄故事差不多，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些“对我们国家意味着什么”。曾祖父很长时间是一个牺牲的革命者形象，随着长大，他认识到曾祖父“建设者的一面”。
在那个由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，方志敏担任主席的苏维埃政府，设立了股份制银行，发行了纸币和股票。他们建了拥有七八百名医务工作者的医院以及1000多人的兵工厂。方志敏回忆过他们的“地雷部长”——“他是个撑船工人，他每月只用大洋三千元，能造出大小地雷一万五千个。”
兵工厂能够制造机关枪，只有一架车床，“居然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来”。第一次试炮，“他们乐得像发狂一般地吼跳起来！”
他们致力于从以“打土豪”式的没收财产为主要收入，转为“以税收为主要收入”。河流上设有船舶检查机构，对过往货船征税。另一个名为“对外贸易处”的机构颇为特殊，它致力于发展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秘密贸易，用米谷、茶叶等换回紧缺的食盐、布匹、医药器械。这种贸易始于1930年。
这里颁布了一部刑律，以及一部规定“提倡自由结婚和离婚，反对养童养媳”的婚姻法。在方志敏主持修订的一份施政大纲里，提到“执行劳动保护法”，并强调“妇女在经济上、法律上、社会地位上与男子绝对平等”。
到1934年元旦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提到，这个根据地已经办了280所小学、60多家国有商店。虽然面临经济封锁，棉花已经不缺了。
他们也查处和公布过腐败分子，包括一名采办员贪污了食盐四两、两名乡干部贪污了大洋四十七元。
方志敏获得过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的红旗勋章，他在答词中说，“为建立苏维埃的新中国而斗争到底”。1934年，毛泽东的《中央政府工作报告》，表扬了闽浙赣苏区，认为那里的同志是“模范工作者”。
在根据地首府，那个叫葛源的小镇，他没有忘记上海“华人与狗不准入园”的耻辱，设计了一个近万平方米的公园，那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里的第一个公园。
公园里有一个带跳台的游泳池。葛源举办过千余人参加的运动会，设有赛跑、足球、武术等项目，游泳比赛在这游泳池里举行。方志敏则当过足球比赛裁判。
方志敏还写过一个动员农民革命的剧本，并在话剧里扮演过农妇，邵式平则扮演丈夫。
与此相伴的，是不断的流血。当初，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第一次合作时期，他参与创办黎明中学，并兼任国文教员。然而自1927年以后，他见过太多黑暗时刻。他陆续失去了一些亲人：一位堂弟1927年遇难，大伯和堂叔1929年被杀。1933年，他唯一的弟弟方志慧，一位红军团长，26岁时死于与国民党军队的交火。这年8月，方志敏自己被“悬赏捕杀”的价码提高了，“生擒赏洋8万元，献首级者赏洋6万元”。毛泽东、朱德、邵式平，都在“悬赏捕杀”之列。
面对“围剿”，他们不时需要避入山林。他们会把葛源变成陷阱，布置好炸弹和地雷，让来敌摘一个南瓜都有可能引爆地雷。根据1931年的一份报告，一次围攻带来“洗劫焚烧七天”。
不过，种种证据表明，方志敏夫妇在这里度过了一段相对安定的生活。他们有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葛源出生，包括方瀚辉的祖父。
从小，方瀚辉回到老家，就常见到老人们提起方志敏的名字流泪。“只有一个真正为人民、为家国着想的人，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纪念他。大家自发地在各种场合纪念他。”他说。
7 “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”
这家人很快就经历了许多红军家庭体验过的骨肉分离：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这些根据地。长征开始了，方志敏接到命令，领着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”出发。
他痛恨的日本已染指华北。《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》里说，“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艰难，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，北上抗日。”
《中国共产党简史》说，1934年9月上旬，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，“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”。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。
而方志敏率领的先遣队，以一万多兵力，先后调动和牵制了二十万敌军，“为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作出巨大牺牲”。
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津对记者说，长征出发之时，正值中国革命深陷危局，中华民族深陷存亡危机之际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，党中央派出北上先遣队，高举北上抗日大旗直插敌人腹地，既牵制敌军力量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，又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汇聚抗日御侮民族力量。
这支队伍经过四个省份，经历了上百次战斗。蒋介石部署了多支部队，到安徽南部围追堵截。在一个叫谭家桥的地方，双方有过一次恶战，红军失利，开始陷入被动。
方志敏在疲惫和饥饿中迎来人生的最后一年。他自己回顾，在皖南行动一个多月，没有根据地，没有补给，“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”。
1935年1月15日，他们到了“弹尽粮绝人疲乏的地位”。队伍被打成两段，他和参谋长粟裕等人带着800余人在前面，后面的主力约有三千人。
同一天，中国共产党迎来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，长征路上的遵义会议召开，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，“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，挽救了红军、挽救了中国革命”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认为，遵义会议后，红军“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”。
1月16日，方志敏和粟裕商定，让他率先头部队立即前进。方志敏留下，重返敌人包围圈，接应主力部队。“在责任上我不能先走”，他后来解释。
粟裕带着先头部队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，等待主力。“可是，等到下半夜没有见大部队到来，第二天也没有来，第三天、第四天还没有来。”他回忆，开始隐隐听到那边有炮声，以后就沉寂了。
找到主力部队的方志敏，陷入了重重包围。他们多次突围，战斗极其惨烈，弹药几乎耗尽，人被打散，在雨雪和饥饿中露宿山林。他看到红军被搜山的敌人“一批一批”缴枪，“心痛如刀割”。
在谭家桥击败红军的一支部队的旅长，是国民党后来的名将王耀武。
据王耀武回忆，他的部队搜山寻找红军时，有的官兵因数日不得饮食，又冷又饿，躺在地上动弹不了。有的想拿枪射击，因手冻僵，扣不动扳机。
部队打散后，方志敏等少数人继续“冒雨冒雪，不分昼夜地爬山越岭，要偷过敌人封锁线”。他“七天没有吃饭，饿得两脚走不稳”。1月29日早晨，他用烂树叶子铺在地上，睡在柴窝里，被两个敌兵发现。在遗作《清贫》里，他形容那一天是“最不幸的日子”。
1952年2月22日，《中国青年报》刊发方志敏烈士遗作《清贫》。
那两个以为要发财的士兵对他搜身。“哪知道从我上身摸到下身，从袄领捏到袜底，除了一只时表和一支自来水笔之外，一个铜板都没有搜出。”一个士兵用手榴弹威胁他交出钱来，因为他们不信，“像你当大官的人会没有钱”。
一个多月后，在南昌的看守所里，方志敏延迟收到了中央红军“黔北大胜利”的喜讯。他在狱中文稿里记下这喜讯，只隔了一段，又记下胡天桃等人从看守所被“牵出去枪决”。他在文章里写：“你们先死几天，我们马上就要跟着来死的，我不必为你们伤心了！”
外面，红军还在磕磕绊绊进发。方志敏参与创建并交给过中共中央一支红军，其中的很多人继续着长征之路。这条路上，方志敏带过的一个叫黄开湘的士兵，成为一个开路先锋，作为团长指挥了惊险的“飞夺泸定桥”和“激战腊子口”。
粟裕带着冲出去的那支队伍，后来战功赫赫。14年后，粟裕带领大军，来到山东济南。这一次，攻守易势，王耀武成了俘虏。
这支队伍的后身，被称为“老虎团”。2025年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式上，整个中国都看到，“老虎团”的战旗从北京天安门前经过。
方志敏烈士纪念园的观众留言。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温维娜/摄
8 “脚镣啷当倔强若昔”
而方志敏只能用另一种方式走下去了。入狱后，在他生命的最后186天，追求“一天做十六点钟工作”的他告别枪弹，迎来一段独特的写作生涯。
他保持着他自己所说的那种“虎死不倒威”的样子。一位去采访的记者形容他，“双目炯炯有光，态度自然，两手粗糙。与记者谈话时，时作笑容”。
他被押到不同城市，在“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”上示众。在上饶，“他们背我到台口站着，任众观览。我昂然地站着，睁大眼睛看台下观众。”
在老家弋阳，在省会南昌，他“也用同样的态度登台去演这幕戏”。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说他“长鬓短髯，态度自若”。另一份报纸以“脚镣啷当倔强若昔”为题，介绍他的狱中岁月。
方志敏显然有越狱的打算——“这次若能越狱出去，当然要用比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”。他一直努力找人向外送信。他谎称自己要写下从事革命的经过和苏区的详情，看守所给他提供了写作条件，以为会得到“剿匪”的材料。
他还住进了单间“优待号”，形容那里像是一间宽敞的“书室”，有玻璃窗户和书桌，光线和空气“都不算坏”。他能借到书，读过小说，并以小说体写过文章。在他看来，监狱里的看守兵“极易接近”，都“和蔼可亲”地和他谈话，有的被红军俘虏过，对他夸苏区好、红军好。
他劝战友王如痴也写一写红军的建设。但王如痴认为，写了也寄不出，没有意义。方志敏因此撕毁了写过的万余字稿件，直到“有法子寄出”，才又重新开始。
这些文稿，有的用墨水，有的则是密写，以米汤写在白纸上，使用碘酒涂过，才能看出字迹。
1935年6月11日，他密写了《给党中央的信》，其中说，“我们认为越狱，是有极大可能，若得外援，可望成功。但四个月来，都找不到一人来，而中央也不能知道我们的情形，这是我们最感苦闷的事情。”
这封信谈到，看守所严禁卫兵到他房里，怕他们受到他的“煽动”。而他已“宣传了十个人来参加革命，将来可望发生作用”。
他还告诉中共中央，自己写了哪些文稿，寄存在一个叫胡逸民的人那里——胡逸民是国民党元老，孙中山的遗嘱见证人之一，此时正在这里服刑。他答应方志敏，出狱时把文稿带出。
方志敏给中央写这封信时，中央红军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——夹金山，正在准备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性会合。
在留给胡逸民的信里，方志敏告诉他，为了防备自己突然被枪毙，已经替胡逸民写好介绍信，同时给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鲁迅先生各写了一封信，分别带有不同的记号，“请记着记号。”
在忙着作出这些安排时，他从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等人那里听说了妻子被俘的消息——根据凌凤梧后来提供给江西省公安局的证词，方志敏说妻子临难不苟且，一股巾帼气，我为她自豪。
9 手稿，不止一次“越狱”
方志敏13余万字遗稿的“越狱”，至今仍是个传奇。这些文字与20世纪的中国一些大人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也有一些人籍籍无名，守着各自掌握的片段，若干年后才开口说话。
据胡逸民回忆，他的囚室在方志敏对面，凌凤梧允许他到方志敏囚室聊天，二人交谈机会多了，成为挚友。
胡逸民承诺替他将文稿送出监狱，坚定了方志敏写下去的决心。“他写得很多很多”，胡逸民晚年回忆。
方志敏结交的另一朋友是看守所文书高家骏。1935年7月，高家骏给当时的女友程全昭写信，把她从杭州叫到南昌。方志敏将部分文稿交给程全昭，给她取了个化名“李贞”，安排她到上海去找宋庆龄、鲁迅、邹韬奋、李公朴等人，他们都以参与救国运动闻名。
在不同的时间，程全昭和胡逸民把手稿都送给了同一个人——在上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的胡子婴，她丈夫章乃器与邹韬奋、李公朴都在“爱国七君子”之列，后因主张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被捕。
根据胡子婴的回忆，“一次是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”。那是193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，她去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，见书店负责人毕云程等人在为一件事发愁：店里来过一个女孩，送来据说是方志敏在狱中的信。女孩说自己借住在宝隆医院一位护士的宿舍，请邹韬奋晚上去取文件。
胡子婴看了信，信中说：方志敏托上海的同志把自己写的文件送到党中央去；文件是用药水写的，要经过处理才能显影，前四面是空白，从第五页才开始。
由于无法证实真伪，大家担心是国民党设的陷阱。胡子婴回忆，当时自己考虑这一定是重要文件，不然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，决定冒险去取。
那天晚上，她回家哄睡了小女儿，给丈夫写了一封遗书，就出发了。在医院门口，她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很慌张地注意行人。胡子婴打扮成贵妇人，女孩问她姓什么，她用母亲的姓氏，说自己“姓宋”。“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，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一包白纸交给了我。”取了信和文稿，胡子婴送到生活书店，毕云程把文稿交给了上海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。
胡子婴第二次见到方志敏的手稿，是在一年多后——方志敏已就义一年多，红军长征也已胜利。1936年11月18日傍晚，一个“貌似小商”的人来到她家，称受方志敏烈士之托，要将文件交给共产党，不知道哪里去找。胡子婴夫妇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知名人士，“那人认为送给我们是不会错的。”
胡子婴留他吃了晚饭。此人对胡子婴说，方志敏烈士是坚贞不屈的，是气贯长虹的，利用在狱中受优待的机会写了文件，临刑前托他出狱后转交。
这次的文件，胡子婴看了字迹，与上一年看过的一样。“当夜我看完了它，题目就叫《可爱的中国》。”
这位不速之客，就是胡逸民。
对此经历，胡逸民回忆，方志敏与他最后一次谈话时，塞给他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完成的稿子，拜托他出狱后将这些送交鲁迅先生，并写了一封介绍信。胡逸民把稿子用绳子绑在床底下，出狱时掩藏在行李里带了出来。
第二年，他带着遗稿和介绍信到上海寻找鲁迅。等他找到鲁迅家，鲁迅已去世约一个月。胡逸民留下了名片和方志敏的信。
他记得是章乃器夫妇与他见了面。得知他们的身份，“我就大胆地把稿子交给他们了”。他们打开稿子，“有一小筒上面写着《可爱的中国》字样”。
完成方志敏所托，胡逸民“心里感到无比的宽慰和踏实”。
那次收到遗稿几天后，“爱国七君子”被捕，胡子婴怕被抄家，安排将遗稿交给宋庆龄。宋庆龄将文稿给了冯雪峰，他是一位作家，经历过长征又被派回上海秘密工作。
这批遗稿后来在冯雪峰的好友谢澹如手中保存。根据谢澹如的回忆，有很长时间，方志敏的手稿放在祠堂的寿材里，一直等待解放军打到上海。
方志敏的遗骨出土后，从与凌凤梧的联系中，缪敏逐渐找到了程全昭和高家骏。她给程全昭写信，对她和高家骏的帮助表示感激，并寄去钱和粮票。她还邀请二人到南昌做过客。
那些手稿在这个世界漂流时，写作者已不在人间。
1935年8月1日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了《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》，列举了吉鸿昌、瞿秋白等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，提到了方志敏。他们以为方志敏已不在人世。
等到8月6日方志敏就义的消息传出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，谈到了他“至死不屈的节操和为国尽忠的义气”。
这年12月11日和14日，方志敏《我们临死以前的话》分别在莫斯科和巴黎被他的同志发表，而中央红军到了陕北，即将召开长征途中另一关键会议——“瓦窑堡会议”，提出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。
“统一战线”，方志敏遗稿里提过这个主张。年轻时，他在精神苦闷时读到过一份青年团的机关报。“我看过一遍之后，非常佩服它的政治主张。它提出结成民族统一战线，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，在当时确为正确不易的主张。”他决心加入青年团。
方志敏遗稿里最长的《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》在失踪5年后被发现。这时，共产党和国民党开始第二次合作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1940年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买到了它。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读完手稿，写了一首诗，题在方志敏的遗照上，将方志敏与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文天祥相提并论，称颂他的气节。
从小到大，方瀚辉读过方志敏的狱中文稿不知多少遍。他家的入门处，就挂着一幅反映《清贫》主题的方志敏画像。他说，那些文稿里不只是热烈的情感表达，“是真正把那个时代的事情拆开来展现在你面前”。
当他开始写作文，像那些崇拜英雄的少年一样，他写过“方志敏拿机关枪干掉敌人”的情节。如今他认为：“方志敏，给我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，是对未来的乐观精神、问题导向和永远试着给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。”
他说，曾祖父不管遇到什么困境，都会想办法解决。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了，他一直反思自己指挥上有什么问题；他策反狱卒和狱友，一直想办法解决问题，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。
“我也许写过想当他这样的人，但是我怕我当不了他这样的人。”方瀚辉说，“当他这样的人是很有难度的，不是谁都能做得到的。”
方瀚辉说，曾祖父那个年代，很多工作是革命性的，把旧的砸碎；现在，曾祖父当年对未来的想象，“任务超额完成”了。中华民族已经“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”。对自己这一代00后青年而言，需要做的是把已有的东西建得更好。
“革命尚未成功，还要继续努力。”他还说，虽然取得了这么多成就，路还很长，“接下来的路要靠我们来走了”。
10 大树还在
很多年前，方志敏领着红军在山深林密处活动。有一段时间，对他恨之入骨的敌人发起了一次“砍树运动”，组织砍树队，想让红军无处藏身。他们相信是这些树木保护了他们悬赏通缉的人头。但砍树运动几个月后不了了之。
那“连绵不断的山，遍山的树”，方志敏在狱中都没忘记写下一笔。他给自己孩子取的名字里都有松、柏、梅、竹这些象征高风亮节的植物。
他有一棵自己的树，一片自己的林。1931年，他在自己开辟的公园里植下一棵秋枫。在另一处，他种下了一株芭蕉。
方志敏率领红军离开后，来敌对公园造成过破坏，打碎过他手书的牌匾。当地人把牌匾又藏了起来。
当所有事情都被90多年的风吹散，植树人早已告别人世，公园还在，牌匾还在，树还在。那株芭蕉长成了一片小型的芭蕉林，而那棵秋枫，已经长到需要多人合抱。几年前，它有一个分枝枯萎，经历了一次“手术”，又恢复了生机。
大多数时候，这棵四季常青的枫树安安稳稳立在那里。它见过太多风雨。它见到红军从这里匆匆离开，北上或者西征，加入两万五千里的征途。那正是这棵树的主人被关入牢狱，后来又被处决的年月。
风从远处送来更多的消息。战败，战胜，阵亡，行军。娄山关，金沙江，大渡河，泸定桥，雪山，草地，腊子口……延安。中央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。又过了很多年，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等到通缉方志敏的蒋介石败退到台湾岛，只有极少数红军能够活着回到这棵树下谈论往事。多数人都像方志敏那样，在出发或途中倒下。
今天，身份各异的人在这棵树的树荫下驻足。有时人们聊着日常，有时人们讲起过往，有时是未经世事的孩子在这里重温《可爱的中国》。
从那些背诵文章的孩子嘴里，这棵树一次次听到了方志敏的遗愿。他是那么喜欢有生命力的植物，他希望自己流血的地方或瘗骨的地方会长出可爱的花，那是他“精诚的寄托”。
他预言这个国家会有光明前途，“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……”
（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、方志敏烈士曾外孙女徐思阳对本文亦有贡献）配资平台成交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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